文/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 少年 小阿飛
我的成長環境可能和多數人不一樣：父母在我3歲時離婚，各自重組家庭，新媽媽會和爸爸一起對我施暴。9歲時我受到性騷擾，向師長求助後得到「不要亂說話」的回應；讓我明白了任何事都只能靠自己，沒有人會幫助我。直到我遇見「社工」……
與社工的初遇，是在深夜的公園
第一次接觸「社工」，是在深夜的歸綏公園。面對突然靠近的「陌生大人們」，我們這群未成年都很緊張，擔心他們是不是來「找麻煩」。然而，自稱「社工」的大人卻和我們打成一片，還請我們吃肯德基；吃飽喝足後，我接過了一尾哥（社工）的名片。忘記過了多久，有次我被我爸揍的特別嚴重，不僅僅是身體上，讓我更難以承受的還有心靈上的虐待。面對家暴，我也習以為常了，只是這次在口袋摸到了社工的名片。抱持著「反正事情也不能再糟了」的想法，我打了名片上的電話……
那天，一尾哥帶我到一間教會的空房休息，但是天還沒亮我就跑了，因為我沒有安全感。我其實沒回家，而是輪流借宿在朋友家、便利商店、公園；也幾乎不去學校，因為老師說我惡劣的行為會影響同學，還規定我到校就得去「學務處」外面坐著直到放學。既然如此，我去幹嘛？
老師說會陪著我，然後我被上銬了
之後就我結識了一群「非主流」的年輕人，跟我一樣沒去學校，我就跟著他們遊蕩、飆車、打架、吸毒。某次回家，我被長輩栽贓，但礙於我過去的不良紀錄，沒人願意相信我。於是我帶著壓抑多年的情緒去理論，砸爛了家裡的東西，也把我爸打到掛急診。不久後，我被親人提起「刑事訴訟」，案由是傷害、毀損。我估計自己也是「凶多吉少」，就不打算去開庭。因為沒事做，我去了學校，輔導老師得知我要開庭，就主動承諾「他會陪著我去」，這讓我以為「我就會沒事了」。而事實是我剛坐下沒多久我就聽到「建議少年收容」，之後就被上銬了。
我不是一個人
等待進「少觀所」的十幾個小時，我不斷想要逃跑，直到我再次看到日初，我才認命。之後社工到「少觀所」看我，令我意外的是，他竟然相信我說的一切，即便我撒了些謊。少觀所收容結束後，我被迫住進「安置機構」，壓抑的環境、無法出門的種種限制，都讓我難以忍受。社工多次到安置住所找我聊天，關心我、鼓勵我、陪伴著我，讓我知道「我不是一個人」。在我最困難的時候，陪著我的不是家人，不是朋友，是這群「社工」。
之後我上了高中，再次受到導師的「區別對待」以及被針對，加上安置生活的束縛壓力，就在內心快要崩潰時，社工為我安排「諮商」，幫助我找到冷靜面對衝突的方法。之後又邀請我參加「樂團」，甚至偶爾能讓我「自行前往」團練，這種「被信任」的感受對我來說意義非凡。
在傷痕中長大的我
17歲那年，為了存學費我兼了三份打工，卻被拖欠薪水；社工得知後，主動陪我找老闆談。其實結果對我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有人願意陪我面對困境，真心地在乎我！若不是社工當時接起了我的電話，若不是社工用一次又一次的「陪伴」，打破了我築起的防備，讓我感受到「被尊重、被肯定、被認同」，現在的我可能正蹲在哪個監獄。如今，我大學畢業了準備當兵，之後還想出國工作，給自己一個累積經驗的機會。我知道，我不孤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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